I"m 一个妓女的生涯 [ 1 ]

在河北省辛集市郭西村一个破落的农户家,院内柴草遍地,羊圈的腥气直钻鼻孔。低矮的北房里,一个个子不高、眼睛挺大的老太婆正戴着花镜,伏案写作。桌角的一部字典快要被翻烂了,露出支离破碎的纸边儿。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我、本书的撰稿人--康素珍。 在日益富裕的新农村里,我算是穷苦潦倒的了。可回想起亲历的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,我又觉得今天的生活就像到了天堂
是什么力量促使我写这部书?我觉得心底有一股热力在拱动着,这热力来自三个方面:
在我写作期间,辛集市委各级领导经常来看望我,鼓励我写下去。他们在政治关怀我,吸收我为市政协委员。在创作上扶持我,给我送来桌椅、笔墨纸砚等写作用品,乡、村领导让我入了五保户,保障了我的晚年生活。我常想:"旧社会害得我断子绝孙,新社会党和人民把我供养。知恩报恩,我应该把那些悲惨往事写出来,传于后世,教育新人。"这是写书的一个根源。
每当我坐在影剧院或电视机前,看到玉堂春、杜十娘、阿崎婆等一个个青楼妓女形象,就想起了当年的我。我认为,这些艺术中的人物,不如我眼见的更真实、更深刻、更具体。我饱尝了童年苦难,受尽了妓院的蹂躏,在含冤惨死的数十个姐妹中,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,凤仙姐临终的话时刻响在我耳边:"你要坚持活下去,为姐妹们报仇恨!"时间已把妓院这历史的耻辱扫入垃圾堆,我只能以自己的钝笔,遥祭姐妹的冤魂,不负她们当年的嘱托。这是我写作的第二个根源。
在漫漫长夜,我经常打开一个发黄的纸包,里面有国民党颁发的妓女证书,有我在妓院时的照片,有从良时的赎身合同,有同丈夫魏瘦鹏的合影……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。十年内乱中,我的丈夫成了"国民党特务",我成了"臭婊子",丈夫被逼投井自杀,我常受到别人的歧视。我便不服气地想:"我们也是人,是被害的好人,我就是要自己写自己,让人们正确认识我、评价我,让读者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。"这是我写书的第三个根源。
这三个源头凝聚成一股热力,冲动得我再也按捺不住,于是含辛茹苦十余载,写出了百万字的草稿。
我深知我的童年时代和妓院生活,仅是千百个青楼姐妹中的一个。而且,比我的经历凄惨的姐妹数不胜数。我不过以自己为主线,写最熟悉的个人罢了。
古人道:"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知天命。"我已过了"不惑"与"知天命"之年,在入黄土之前,很难改变自己多年的执拗、倔犟的性格,我不但要把我的童年一一写出来,还要把我的妓女生涯传晓后人。让广大读者看一看,在灯红酒绿、求欢卖笑的背后,那些善良姐妹们的彷徨、呐喊、低吟、忏悔、屈服、堕落、反抗……
感谢辛集市政协、宣传部和文联主席李书宇同志,他们最早发现和帮助了我,历经几载,埋头苦干,为我整理和编写了这部自传,使我的苦难经历见诸于世。我文化太浅,积郁的思想、语言难以尽情表述,他们用简洁的文笔,帮我吐肺腑之言。虽然,有的语言变点味儿,带点文气,但他们以我的原作为基础,以补充采访为辅助,抒发了我的思想和情愫,我是深感满意和快慰的。
母亲的惨死
1931年夏天,成都市大阳沟显得特别肮脏杂乱。东西六七里长的沟渠两岸,像两条花,蜿延曲折,千疮百孔,矗立着几百家茅屋草舍。
这些茅屋草舍,大都是在地上楔几根木桩,四周围上竹篾笆,抹上一层泥巴。上面则胡乱架些竹竿木棍,铺上茅草、谷草苫顶,就成了草屋。透过竹墙剥落的泥片,能看到大阳沟的全景。
这条沟有十几丈宽,临街的沟里横跨着三道木,这里是有名的"贫民窟"。岸两边都是潘保长租赁的草房,里面住着说书的、卖艺的、挑葱的、卖蒜的、盖房的、拉车的,三教九流,都姓一个"穷"字。
大阳沟是一道排污的臭水沟,桥下的黑污水流着泡沫,薰得人眼花头晕。堤岸两旁垃圾遍野,粪尿遍地,到处是长尾巴蛆、屎克郎儿,满天飞着长脚坟子、绿头苍蝇。
就在这穷苦年月,混沌世界,一个女孩呱呱坠地了。
瘦弱的母亲揉着干瘪的奶头,看着躺在一旁哇哇待哺的女儿,长叹一声,给这可怜的女婴取名小妹,这就是我。这以后的十八年,我饱尝了灭绝人性、摧残人身的折磨。
我的老家是四川安岳县黄角村。一家人穷得揭不开锅,爷爷和伯伯为寻门路搞起小本生计,在成都市后宰门卖豆腐。那时父母新婚不久,在家务农。1930年,家乡闹灾荒,父亲挑着担子,母亲抱着一岁多的哥哥安娃子,逃荒来到成都,租赁了大阳沟的一间草房。凭着一身力气,给人家拉人力车。母亲在家靠给人洗衣服、缝补过日子,人们把这活叫做"缝穷"。
我打六七岁记事起,就是靠土里刨食吃饭。哥哥背着背兜,手里拿着铁签子,在街上捡菜叶子,回来洗净后煮菜粥。我光着屁股背个背兜,在垃圾堆拣碎纸烂铁,到收购店卖上几个零花钱,那几个小钱是我的命根子啊!拿回家去时,手心都攥得出了汗儿。那些年,我就不知道糖是酸是甜,鸡蛋是圆是扁,只知道一文的小仔钱,两文的铜板钱。
逢年过节,父亲咬咬牙,花十个铜子从饭店里买一桶杂烩。这是客人们吃剩下的饭菜和霉烂的食物,饭店把它们一古脑扫进桶里,贱价处理,又酸又臭又辣,跟喂的泔水差不多。俺一家四口,只有一个破碗,四人轮换着,狼吞虎咽地改善一顿。
我们住的草房里,床上只有半张破席,全家合盖一个被子,实际是一个没有里表的破套子。成都天气暖和,春、夏、秋还好过,到了冬天,草屋四面透风,一家人都冻得受不了。我们每人一个被角,睡到半夜,只觉彻骨的寒冷,便往自己身上拉被套,结果,套子越扯越破,谁也睡不好觉,只好相互拥抱而眠。我和母亲睡在一头,有时我睡得迷迷糊糊,只觉套子被人扯走半边,母亲裸露着半截身子,把我紧紧搂在怀里。
母亲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。我七岁那年,她二十七八岁,黑黑的头发,鹅蛋脸盘,白净面皮,欢眉大眼的。别看长得俊秀,却能吃苦耐劳,她白天洗涮,晚上"缝穷"(为人缝补),从没叫过一声苦,家庭负担儿女的吃累,使她年轻轻就落下一身妇女病。
福不双降,祸不单行。父亲整天为生活拼命奔波,发愁作难,不知怎么学会了抽大烟。拉一天洋车经常连一个钱也剩不下。抽大烟有穷抽、富抽,父亲当然是穷抽啦!没有烟枪,他用纸卷成个筒筒,拿烟答烫着烟膏抽。挣来的钱还不够他买烟。他烟瘾一上来,馋得流鼻子、打哈欠,脾气变得粗暴古怪,反倒经常伸手向母亲要钱,不给钱就打母亲。后来,他包了陈家公馆的私人用车,吃住在那里,就更不管这个家了。
夏去秋来,树叶变黄、飘落,我身上仍然一丝不挂。一天,母亲看着我,眼泪汪汪地对我说:"小妹,你也不小了。咱再紧一紧,攒点钱,我给你买条裤衩!"我听了非常高兴,低头看看自己那又黑又脏的光身子,似乎刚刚懂得了女孩子的羞涩,于是一溜小跑跑向垃圾场,那几天,我干得比任何时候都起劲儿。
一天,我沿着大阳沟走了几里,发现一大堆能卖钱的破烂,我用几条破布条接好捆起来,到收破烂的摊上去卖。这次,比平时多卖了两个铜子儿。我乐得心花怒放,一路想着自己的花裤衩儿,心里琢磨着怎样让母亲高兴,还想好进门先喊一声"妈妈",好让母亲大吃一惊。
离家老远,只见我家门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。这种场面,我见过几次。穷人有个红白喜事,就聚在一起互相帮扶。那时生活、卫生条件极差,有的年纪不大就死去了。我想到母亲,母亲这些天身体一直不好,可又没有钱看病买药,还是硬撑着干活。我不知道她那鼓起老高的肚子是怎么回事,只知她想吃这想吃那,就是没钱买,莫非……我心里像压上了铅块,紧往家跑。
跑到门口,见那些叔叔、伯伯们也不跟我打招呼,都用可怜、悲伤目光看着我。我一头钻进屋里,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:
只见母亲两眼紧闭,脸色像蜡一样黄,仰面躺卧在地上。手里紧紧攥着一块花布头,一定是正准备给我缝裤衩。再看下半截,却完全浸在血泊里,裤裆里突出一大块,鲜血浸透了衣裤。八岁的我,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后果,便扑到母亲的身上,放声嚎哭起来。
不知过了多久,我被人们拉开,听着隔壁赵大妈向人们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:
这天,母亲正坐在屋地的木盆旁洗衣服,潘保长忽然跑到我家,他是大阳沟一带的房主,我家住房每月要交他两块大洋的房租。他长着一对绿豆眼,一张老猪嘴,经常跑到我家来,说些不三不四的话,一双小眼闪着贼光,大嘴一张像个歪瓢。他站在屋里,淫腔浪调地调戏母亲,母亲低头只是不理。
潘保长忽然兽性大发,扑上去抱住母亲,要往床上拽。母亲急了,咬了他的手一口。这下可捅了蜂窝,他松开母亲,绿豆眼变成红杏仁,骂道:"臭娘们,你别不识好歹,我玩了不知多少女人,还没碰上你这样的硬货!"说罢,扬起皮鞋,冲母亲的小腹狠狠踢了几脚。母亲惨叫一声倒下去,他却扬长走了。
母亲倒在地上,血流如注,腹中七个月的妹妹小产了。这情景,赵大妈隔着篱笆墙看得一清二楚,等她赶来,母亲早已断气了。
当时,父亲不在家,大伯、大娘、爷爷听说这事,都气红了眼,要去法院告状。可是,赵大妈早已跑到别处躲起来啦,她怕吃官司,不肯当人证。
三个家族长辈忍无可忍,就去找潘保长说理。我和哥哥远远跟在后头。
潘保长住在保全巷,门口一对石头狮子。门口站着从刘区长那里借来的两个哨兵,上着刺刀。爷爷他们刚走到门前,站岗的把手一摆,忽地窜出一只狼狗,张牙舞爪,"汪汪"狂叫起来。
这时,大阳沟的叔叔、伯伯们追上来,七嘴八舌地劝说着,他们都说没人证物证,硬拼白白吃亏,还是先打发死人要紧。好说歹说,把爷爷他们又拖了回来。
没钱埋葬母亲,大伯领着我和哥哥给穷邻居们挨家磕头求告,那些好心的穷爷们,穷帮穷,凑钱埋葬了母亲,葬在杨柳店乱丧岗里。那是1939年的秋天
三代人的悲剧
母亲一死,我的家彻底破裂了。父亲整天住在陈家公馆拉包车,哥哥被祖母接回老家,我像无娘的羊羔,只好到后宰门跟爷爷、大伯、大娘过活。
在后宰门,大伯开一个小小的豆腐店。爷爷挑担卖豆腐,生活比我家略微好些。一家人住着两间草房,前屋里面还安着豆腐磨,添上我这个新来人,就更显得拥挤不堪了。 自从没了母亲,跟着爷爷和大伯过日子,我好像过早地成熟了。我生来有一双勤快的手,在伯母家依然干从前的活儿,譬如扒垃圾,捡菜叶,努力帮爷爷家共渡难关。
在成都街头,我经常看到一些血淋淋的惨景,给我那幼稚的心灵划上新的伤痕。那时候,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,他们的铁蹄还没有踏进成都。为了配合入侵,他们整天派飞机在成都上空狂轰滥炸,成都马路下修了防空洞,飞机一来,市民们就争着往洞里钻。城里的楼房被炸成一片片废墟,街道被炸成一个个深坑,大街上经常躺着一具具血污的死尸。我亲眼看到过这样一场惨不忍睹的大血案:
一次,敌机又来轰炸,人们躲进了防空洞,并把洞口封好。飞机轰炸了一天一夜,第二天,总不见洞里的人爬出来。等打开洞口一看,原来洞口密封缺氧,躲在里面的市民们都已窒息而死。一天功夫,从洞里抬出二百多具死尸。这一夜,成都市灯火连天,哭声震地。
没了慈爱的母亲,走了不成器的父亲,爷爷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。七十多岁的爷爷颤颤抖抖硬撑着身子骨,成天挑担子上街卖豆腐。他心疼我这苦命的孙女儿,经常带我上街,买一点小吃给我,还让人给我做了条花裤衩,这是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儿。
伯母是个刻薄女人,凭空添了我这张嘴,整天冷若冰霜,常常指桑骂槐。尽管我努力干活,尽量不让别人养活自己,可她仍然横竖瞧着我不顺眼,有时还想抡起巴掌打我,幸亏爷爷经常在身边,她好歹还不敢太放肆。
这样过了半年多,秋去冬来,一场塌天大祸又降临到我家头上。后来,我才知道了这件祸事发起的过程:
那天,爷爷挑担到大菜市上卖豆腐,我因捡垃圾没跟着他去。爷爷把挑子放在菜市口上,挑子上头有个木托盘,上面摆着油盐酱醋。爷爷的麻辣豆腐在这一带有名,不一会儿,就围上来好多人买豆腐吃。
这时,有个身穿黄色衣装的警察,买了我爷爷一碗豆腐,吃完后拍拍屁股就要走,爷爷忙追上前去,说:"长官,你还没有给我钱啊!"
那警察回过头,冷笑一声,反咬一口说:"怎么?你欠我的那二十块钱,我还没向你要哩,你倒跟我张起嘴来!"
爷爷气得面孔发紫,白胡子一颤一颤地,大喊道:"胡说,你这是讹诈人!"
那警察被说得恼羞成怒,他又盛了一碗豆腐,"扑"地一下子扣到爷爷的头顶上,嘴里说:"谁吃你的臭豆腐,快还我钱!"
爷爷被烫得头上起了泡,他什么都不顾了,从挑子上撤出扁担,就要拼命。可他哪里是警察的对手,警察用枪托子把爷爷一顿毒打,当场吐了几口鲜血。七十多岁的人了,受了无辜的致命毒打,等抬回家里,不几天就死去了。
伯父东奔西走,要为父报仇。一打听,那人是警察队长。他告到警察局、法院,无人受理,反污他欠债不还,跑了一个多月,这场官司不了了之。
爷爷惨死后,伯父四处告状,伯母主持着这个家。见了我,更是整天没好气,不是红眼珠子,就是白眼仁子。我在桌下吃糠咽菜,她在桌上嘟囔,骂我是填不满的无底洞,我只好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。
一次,我饿得发慌,回家看看屋里没有人,发现在西墙的木板上放着蒸好的豆腐干,我急中生智,搬过一只木桶,想登上去偷拿豆腐干吃,刚刚摸到手,就见伯母走进屋,大喝一声:"好哇,小贼妮子,你竟敢偷东西吃!"
这一声把我吓坏了,我"扑通"一声摔在地上,脸擦伤了,板子掀翻了,熏好的豆腐干撒了一地。伯母更上火了,她拿起扁担,把我一顿痛打。不几天,伯母把我交还了我那不成器的父亲。
回到家里,家里空空荡荡,我从此成了个有家无人管的流浪女。
屋漏更遭连夜雨,船迟偏遇顶头风。没过多久,父亲也被人打伤抬回家里。
父亲康延亭,三十来岁,四方脸,长得虎背熊腰。他经人介绍,进了陈家公馆。陈家主人是有名的富豪,那时官匪一家,又荣升了国民党营长。他有一妻一妾,妻有一儿一女,妾有三个女儿,雇着使婆丫鬟。他们见父亲年轻力壮,便雇用父亲当他家的车夫。
陈家人丁众多,在人屋檐下当差,更没一点自由。陈营长出门用车,妻妾抬脚动手用车,儿女们上学用车,而且又不是一条路线,父亲整天忙得脚丫子朝天。
陈家主人抽大烟,父亲给人家买烟点烟,近墨者黑,渐渐地吸上了大烟而且还上了烟瘾。他在陈家呆了八个月,陈家给他的五个月的工钱,他全用来买了大烟。他连累带抽,那健壮的腰身变得佝偻了。
一天晚上,他给陈营长点烟灯,烧烟泡,一直伺候到很晚。回到住的小屋里,他耐不住烟瘾,拿出买来的烟膏,一直抽到半宿。第二天,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,开门一看,是打杂的一位中年女人刘妈,刘妈着急地说:"喊你半天了,你老醒不了,二姨太的女儿们等着用车送她们上学呢!"
父亲二话没说,忙去准备车子。只听二姨太在前厅一迭声地喊:"康延亭,你过来!"父亲连忙放下车子跑过去。
二姨太和三个女儿都坐在那里,大女儿才十四五岁,小的只有十来岁。二姨太指着父亲的鼻子骂道:"姓康的,你是有意慢待我们,大婆子放个屁你闻着也是香的,我就指派不动你。好哇,你耽误我的女儿上学,你说该怎么办?"
父亲道:"昨天陈老爷让我点了半宿烟,我实在累了,也不是故意的。我既然伺候不了你们,给我支了那三个月的工钱,我马上走!"
二姨太冷笑两声道:"你还想要钱?你误了我女儿上学,这个损失怎么个赔法?孩子们,给我上去打!"
老虎一声号令,三个小姑娘如狼似虎,一齐扑上去,抱脚的,抠脸的,二姑娘最厉害,揪住父亲的胳膊,狠狠咬了一口,扯下一块肉来,鲜血渗湿了衣裳。
父亲疼急了,胳膊用力一甩,腿一蹬,几个小姑娘前伏后仰,都被甩开了。
那母老虎见女儿吃了亏,可气坏了,她从门后抄起一根铁棍,冷不防照着父亲的下部横扫过去。小面杖粗的铁棍正打在父亲的膝盖骨上,父亲"哎哟"一声,疼得汗珠子从面上渗了出来,顿时躺在地上,昏死过去了。
等他醒过来,已被人抬回家里了。原来刘妈是个寡妇,平时就对他有意,这会儿见他正处在危难之际,便暗暗求人把他抬回家。
刘妈和父亲年岁差不多,高高的身条,大颧骨,尖下巴颏,她常抽空来探望父亲。她也同样穷得叮当响,虽然对我们没有什么金钱、物质的资助,但那温存的照料给我们这个破碎、寒怆的家里增添了一丝暖意。
过了些天,父亲伤势渐好,能下床扶墙走路了,但从此成了残废,落了个跛脚。
父亲看病养伤吸大烟欠下了债务,一来为了还债,二来为了过瘾吸大烟,便置生身骨肉于不顾,托人把我卖给刘家公馆当丫鬟。可怜我这没娘的孩子,仅仅十二块大洋,就失去了自由的身子,那时我才九岁。
记得卖身契上大意是这样写的:卖主康延亭,因家穷难以度日,自愿将女儿康小妹卖给刘镇生为奴。小奴一身俱属刘家,打骂处罚,婚丧嫁娶,老弱病死,概无权干涉。特立此据。
就是这张泣血饮泪的卖身契,差点把我送入鬼门关。
含冤的丫鬟
刘家公馆在南虎街中路,大门前有两个石狮子狰狞地蹲在那里。进了威风凛凛的大门,来到砖砌的前院,只见院中有精巧的荷花池,窗台放着金鱼缸,整个院落布置得优雅美观。这是区长刘镇生和儿子们接客的地方。二进院又是两排房子,是他们办公和供奉祖先的祠堂。最后头一幢楼房,则是家眷、管家、帐房、侍女、丫鬟的住所。这座占地广阔、建筑雄伟、人口众多的三进大院,在成都被称为"刘家公馆"。
我从九岁到十一岁,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。
刘公馆的主人姓刘名锐,字镇生,是成都市赫赫有名的一霸。成都分八个区,一区管几个镇,他任第八区区长。他是成都青帮的头头,正头由当时四川省长邓锡侯兼任,他与邓还是拜把子兄弟,邓尊他为兄,整天酒肉相交,过往甚密。有了这道护身符,刘家更是为所欲为了。
说起刘家的骄奢淫逸,那真是难以尽述。他比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刘文彩是乡下的大地主,他是城里的百万富翁。他的几个儿子有的当国民党军官,有的是资本家,他集官僚、买办、资本家于一身,有财有势,专门渔肉穷苦的市民百姓。
刘镇生七十七岁,长得面红丝白,鹤发童颜,走路异常稳健,要论他的身板,看上去不过五六十岁。他留着长指甲,拿着文明棍,一副道貌岸然的派头。他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呢?
刘镇生不像刘文彩那样,靠几个奶妈的乳汁来补养身子。他府上除雇着十名丫鬟外,还养着几个六岁以下的小女孩,这几个女孩甭说伺候人,连生活都不能自理,她们被买到公馆,整天不干什么活计,奇怪的是,先前红头粉颜的嫩脸,渐渐变得黄皮纤瘦,不上一二年就一个个枯弱而死了。人们一直觉得纳闷,可是又弄不清是什么原因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有一个养生秘方:将新摘的大红枣子塞进幼女阴户里,不让幼女吃喝,不让大小便,这样扪上两天,再取出来洗净泡茶喝,红枣将幼女的精血吸干了,刘镇生却被红枣养壮了。
我给刘镇生的孙女刘清翰当丫鬟,她当时正上女子大学,是一个进步青年。后来她发现了爷爷惨害幼女的罪恶行径,便跟爷爷大闹了一场。狡猾而残忍的刘镇生,表面向孙女赔礼认错,暗地里却给孙女下了毒药,把个如花似玉的孙女毒死了。
我十一岁那年春天,刘区长庆八十大寿。宽阔的前庭后院,到处竖立佛像,灯火通明,刘家人穿红挂绿,喜气洋洋。庆寿的、送礼的,一拨接着一拨,挤满了屋院,几十桌酒筵,摆满阔庭长廊。那热闹场面,简直盛似春节元宵灯会了。我们十几个丫鬟照前顾后,个个累得半死。
庆完寿的第二天早上,刘区长坐在太师椅上练毛笔字。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为的是提神运气,保养身体。这时,一个阔太太又哭又闹地闯进屋,我们一看,原来是他膝前二小子的二姨太。
刘区长的二儿子任成都市第二战区副官,这女人原在医院当护士,长得特别漂亮。去年两人勾搭成奸,就把她娶到家里。
二姨太向公公哭诉了委屈。原来,她从美国捎来一件价值上千元的舞衣,昨天庆寿时穿在身上,后来脱下放在屋里,不知怎么就不见了,她怀疑是丫鬟们偷的。
刘区长一听就火啦,立即把十个丫鬟全部传到前厅挨个拷问,最后问到我。昨天,我只顾摆酒端菜,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件舞衣,当然不会承认。刘区长见问谁都不知道,就冲我这最后一个出气,左右开弓,连扇几掌,把我的脸打得顿时肿起来。这几年,我什么样的苦没吃过,什么样的罪没受过呀,苦难中养成了执拗的脾气、倔犟的性格,没看见就是没看见,我还是死不承认。
刘区长见问不出来,又问昨天丫鬟们的家属有谁来过。二姨太说,我父亲曾来这里。父亲昨天确实来过,是来告诉我,他的脚跛后改行当了泥瓦匠,娶了刘妈做后娘,现已迁到了沙河铺,让我安心伺候刘家,等有了钱设法赎我出去。父亲来看我,连刘家大门也没进。天哪,为什么父亲偏赶昨天来呢?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!刘家怀疑衣裳是我偷出去的,刘区长让二姨太把我带到她屋里去"教训",二姨太抽出藤条鸡毛掸子,又把我一顿好揍。藤条劈头盖脸打下,打得我的脸肿得像冬瓜,眼肿得像铃铛。
见我还是不招,刘区长派来他的长着一张枣核脸、外号叫"坏枣"的心腹爪牙,他在一旁看了会儿热闹,这才把手一挥说:"别打啦,把她揪到警察局去审问得啦!"坏枣领我走在大街上,街上的人们好奇地看着我。
警察局在丁字街,局长姓冯,昨天曾带着夫人去拜寿,他低头拜寿时,我看见他右耳后边露出豆大的一颗红痣,所以对他印象很深。
见刘家送来犯罪的使女,他马上升堂审问。恫吓逼供,当然什么也问不出来。便命人拿来一块竹板子,一个警察拉住我的手,另一个警察用竹板打我的手心,两只手各打了几十板子,肿得像馍馍,我还是不招。
这时,坏枣附在冯局长耳边嘀咕了几句,冯局长点点头,便留下我和坏枣,他躲进屋里。
坏枣软硬兼施,哄劝我承认,可我那时没有学会说瞎话,怎么哄也不会胡编乱造。他大概看出是冤枉了我,但弄不出结果又交不了差,显得有些左右为难,又跑进屋去和冯局长商量。
过了好一会儿,冯局长和坏枣满面春风地走出屋。叫来两个便衣警察,让坏枣领我一起走。
我一时丈二和尚--摸不着头脑,被带着走街串巷,左拐右转,转到了簸箕街。只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,正担着担子,沿街叫卖收破烂。坏枣满脸堆笑地对我说:"等一会儿问你,你就说把衣裳偷来卖给他了!"没等我回答,他用手一指,两个警察早扑上去把老头绑了。
回到警察局,冯局长马上升堂,严厉地拷问起这个无辜的老头。老头不招,冯局长又命人把他吊在树上,用皮鞭狠命抽打。我急得在一旁大声喊:"你们冤枉好人啦,快把他放了!"冯局长哪里肯听,让人往死里打,不一会儿,老头便被活活打死了。
冯局长怒气未息,又怕留下我这活口生事,又命人把我吊起来活活打死。
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,他那年轻漂亮的太太走出来,谁都知道,冯局长怕老婆怕得出了名。局长太太问明原因,看我被打成这样子,发了善心,让人给我松绑,嘱咐我别再回刘家公馆,赶快另逃活路!就这样,我出人意料地逃出了牢笼。坏枣因有个屈死鬼顶着,自去向刘家交差去了。
这件事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,国民党官员官官相护,不知冤枉了多少无辜的人们。有朝一日,我要为屈死的老大爷报仇。后来,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,为压在底层的穷苦兄弟出了一口气。这是被卖进妓院以后的事了。
冷酷的家庭
从警察局逃出来,我想起父亲向我说的那个新家,伯母家再不能去了,新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。我想到探望我时眼泪汪汪的父亲,想起那位瘦骨嶙嶙、在危难中帮助父亲的后娘,虽然在我们之间有着一道无形的隔膜,她没有我那亲生母亲对我的爱抚、温暖,我对她没有像对亲生母亲那样的情谊、眷恋,但仅从报恩的角度来说,我对她有着极大的好感。天下穷人是一家,抓起灰来比土热,我应该把她当成亲生母亲,依附在她的身边。想到这里,我按照父亲说的路线,一道打听着来到沙河铺。
沙河铺也是穷人聚居的地方,一位老人指给了我的家门。我怀着兴奋心情来到门口。只见一圈破土墙里,有六间草屋,这里住着三户,当中两间就是我的家。我心里涌上一阵喜悦,父亲没有白当泥瓦匠,房院比过去好多啦!
推门进屋,终于见到了久别的亲人--父亲、哥哥安娃子以及后妈。我一是心里激动,二是肚中饥饿,再加上这两天被逼供拷打,此时只觉眼前一黑,便摔倒在地上。一家人忙把我搀扶起来,看我被打成这样子,不由大吃一惊。后妈端茶送饭,显得非常同情。
几天以后,我的伤势渐渐好转。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劳动和生活。不同的是,母亲已不是过去的母亲,父亲也变了样子,发狠戒烟了。我和哥哥都长高了一截,再加上心灵深处的芥蒂,更加卖力的、忘我的劳动,惟恐不经心的怠慢会惹得后妈不高兴。
可是,略懂世故的我,渐渐看出了一点差异,后妈根本不喜欢我。她像旧社会大多数妇女一样,重男轻女,况且我来的晚,安娃子早就在她身边,妈对我形同外人,总是隔着一层。我还发现,她像过去的母亲那样,肚子隆起越来越大了。
住处虽然好了一点,但生活用具依然如故,我们一家四口,还是睡的那个木架板床,盖着那个破棉被,只是被子更破更烂了,斑斑剥剥像一张破鱼网。这年冬天天寒,四个人睡觉仍盖一条被子,不过变了位置,现在是父亲和后母在一头,我和哥哥在一头。晚上睡得冷了,都迷迷糊糊往自己身上拉,把被子全拉成大窟窿小窟窿的。后妈把怨气全撒在我身上,挑唆父亲打了我一顿。我遭到亲人的毒打,心里比什么都难过,不由想起自己的生身母亲,当我们的被角被拉走时,她却不声不响地把我抱在怀里。想到这里,我只觉一肚子泪水在心里流淌。
我家院里喂着二十几只小,夏天,我除捡垃圾外,还要打草喂兔。后妈整天价吹毛求疵,今天说我捡的垃圾少,在外贪玩啦;明天说我打的草少,喂不饱兔子啦。一到吃饭她就开始嘟哝,鼓动父亲打我,我经常没等拿起筷子就被赶出院子。
我站在当街,饥肠辘辘,眼泪汪汪,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:"宁跟要饭的娘,不跟当官的爹","有了后娘,也就有了后爹"。我又想起母亲在世时,向我偷偷叙说的隔壁发生的一件事:
我家在大阳沟居住时,东邻就是那个前头说的不肯做证的赵大妈,她也是一个续娶来的后妈,男人整天外出做活,跟她在家的是前妻撇下的一个名叫丽花的七八岁的女孩子。
每天深夜,只要赵大妈的男人不在家,就会听到那女孩子失腔变调的哭声,呆会儿就没动静了,只听见抽抽噎噎的低泣。
那天我睡得很早,第二天一觉醒来,只听东邻家人声鼎沸、哭声震天。原来,和我年纪相仿的丽花姐夜里突然得急病死去了。我心里很纳闷,昨天,丽花姐还好端端地和我们一起捡垃圾呀!
过了好多天,母亲才偷偷地告诉我这个秘密:前面已经说过,我们两家只隔一层篱笆,透过剥落的泥片能看清邻居屋里的情景。每天深夜,当邻屋传出丽花的啼哭时,母亲就隔着篱笆去看,只见赵大妈让丽花脱掉衣服,在她的肚脐上露出一截扎进去的螺丝钉,赵大妈按住螺丝钉,狠狠往里拧进几下,丽花用牙齿紧紧咬住嘴唇,不敢大声啼哭。就这样,过了好多天,终于把孩子折磨死了。哎,没想到,我也处在丽花的境地,尝到后妈的滋味了。一想到丽花的下场,我就不寒而栗。
这天中午,我给兔子拔了满满一背兜草,扔给兔子,只觉头晕眼花,肚里辘辘乱响。我家现在也和伯母家一样,吃的是拾来的菜叶做的稀粥。今早吃饭时,后妈又找毛病嘟哝了一阵子,惹得父亲火起,将我赶出门去,这会儿,我还没吃饭哩。
我推开屋门,屋门倒锁着,心里可着了急,不知后妈是有意还是无意,晌午了也不回家。我饿得实在忍不住,壮了壮胆子,硬着头皮,把那把长铜锁拨开了。
我掀锅一看,傻眼了,锅刷得干干净净的,一颗饭粒也不剩。我只觉两眼发黑,怎么办?
我在屋里转悠了半晌,终于下了决心,走到那个盛米的小瓦罐前,掀开那只盖瓦罐的破碗,只见里面有半瓦罐大米。我贪婪的用鼻子闻了闻,喷香喷香的,米香强烈刺激着我的脾胃,馋得我流出了口水。
我慑手慑脚走出屋外,瞅瞅外头没人,就抓了一把大米,不顾一切地填进嘴里,"咯崩咯崩"嚼起来,好香!吃完了,又恋恋不舍地抓了一把。等咽了下去,我怕后妈回来发现了,忙小心地把米抚平,盖好。我又到水瓮前,喝了一气子凉水,这才觉得浑身有了劲。
今天拔的草多,虽说满载而归,我还怕后妈挑毛病,忽然想起拔草时河沟里有许多鱼虾,为了赢得后妈的高兴,我又拿起兜子,去后面河沟里捞鱼虾。
正捞着,远远听见后妈喊我,那尖利的喊声,如同夏日惊雷,吓得我像老鼠听到叫,连忙蹲在水里。末了,还是让后妈扯了回家。
进家一看,我不由傻眼了,我砍的那一大背兜草被兔子吃得只剩点根根梗梗,几只兔子吃得肚子圆圆的,都胀死了。
父亲回来后,后妈添油加醋,历数了我的一连串"罪行"--害死兔子,偷吃大米,还诬赖我偷了她放在床席底下的两块钱。十一岁的我,真是有口难辩。
父亲气得瑟瑟发抖,后妈在一旁火上浇油,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闹,想方设法要挟父亲,声言"有她没我,有我没她",说着,故做姿态地往外走。
在后妈的逼迫下,父亲又把我痛打一顿,再次把我赶出家门。
几经挫折,我那幼小的心灵发生了急剧变化,渐渐失去了女孩的温柔多情,抛弃了同代儿童的稚气怯懦,像个丧家之犬,变得野蛮而倔强。富家容不得我,穷家也容不得我,我只好以社会为家,以天地为家,只要有一口气,我就要自生自存。从此,我再没有踏进过康家的门。
患难相依
离开冷酷的家庭,我成了真正的孤女、流浪儿。
我走遍成都,开始了乞讨生活。从人身看我是自由了,可生活上更没有保障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更重要的一点失落感是,我再也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了。
失去父母之爱的孩子是可怜的,没有家的女孩更是可怜而又可悲的。
我只穿一条破裤衩,光着脚丫子,沿着成都街道踽踽而行。一次,路过一个木货场,我见木屑、铁钉撒了满地,便小心翼翼地绕过去,可还是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住了脚丫子,疼得我"扑通"一声坐在地上,只见脚掌沾满了血污,看不见刺上了什么东西。一摸就疼得出冷汗。我这被抛弃了的孩子,真不知怎么办才好,只得在脚下的血污处撒一些黑土,歇息一会儿再走。
此时已是深秋,一到晚间,北风凉飕飕的,吹得人打颤,哪儿是我的栖身之地啊!
一天晚上,我走到临街的一间小屋前,只见里面黑洞洞的,不像有人住的样子。
我像溺海人抓住了救生圈,赶紧一瘸一拐地走进去,好一会儿才看清里面的情景:只见里面三个茅洞,中间隔着两块木板,茅洞里拉了半糟子屎尿,臭气熏天,原来是个厕所,我忙捂着鼻子跑出去。
北风呼呼刮着,冷得我一个劲儿地哆嗦。头上只觉滚热发烫,肚子饿得咕噜直响,我一天没有要到东西,饿得再也走不动了。同时,那只扎伤的脚像被钉在地上,疼得一点也不敢挪动。冷、饿、疼、乏、困一齐向我袭来,我呆呆地望着这间令人作呕的排污所,为了苟延残喘,我什么都顾不得了。我又一次走进厕所,把茅坑一边的木板掀倒盖好,便一屁股坐在木板上,身子靠着厕所的墙壁,很快就睡着了。
朦胧中,我觉得像是下雨,雨水浇了我一头一脸。不对!屋里怎么会下雨呀,这雨又怎么是热的呀?我忙睁开眼睛一看,只见黑暗中有个人正站在厕所门口,冲着我撒尿。
一种奇耻大辱涌上我的心头,我气得往上一窜,没提防脚底下的伤,疼得"哎哟"了一声。那人听到声音,吓得提着裤子,拔脚就跑。
我沿着油漆马路牙子,一颠一跛地紧追。那人像头笨熊,似跑非跑,蹒跚地迈着步子。快要追上时,那人气喘吁吁地回过头,啊,原来是个满头白发、又黑又矮、约有七十多岁的老头。那人盯视了我一下,忽然说:"喂,你是刘家公馆的那个小丫鬟吧?"这话把我问愣了,我忘记了跟他算帐,问他怎么认识我。他不再言语,却挽起裤腿,让我看他腿上的一块伤疤,噢,我忽地想起来啦:
一年前,我正给刘家小姐当丫头。这天,小姐上学去了,我在前厅擦神灯时,忽然听见门口狼狗的狂吠。
我急忙出去一看,见刘家那条半人多高的狼狗把一个要饭的大爷咬倒了,左腿上撕下一大块肉,鲜血如注,淌到了地上。
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血泊中的母亲和爷爷,睹景思亲,同情之心油然而生。我忙喝住狼狗,撕下自己的一条衣襟,帮老大爷包扎好。包扎完毕,我又想:"救人救到底,送人送到家",于是让大爷等着,返身跑回后楼,偷了主人三元钱,塞给那个老大爷……想不到,今天我们又碰在一起了。
见是同病相怜的穷苦人,我的心松弛下来。这才感到说不出的疼痛和饥饿,便跌坐在马路边上。
老大爷见状,从他的脊背上拿下一个破背褡。背褡里面塞满了拣来的烂纸。掏出烂纸,下面露出一个带豁的粗瓷碗,里面盛着一个煮烂了的小兔头和半碗米饭。大爷把饭递到我手里说:"孩子,吃吧,这是我昨天要来的。"
一见饭菜,我馋得涎水直流,鼻子一酸,"扑通"一声,先给大爷叩了个响头。大爷一把搀起我,连说:"你是我的救命恩人,这是我应该报答的。"
我顾不得别的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吃到一半,我才感觉出来,那饭比醋还酸,人家不知放了多久了,用手一扒,直拉长丝。再掰开那个兔头一看,只见里面有许多白芽芽,乱爬乱动,原来已经下满了蛆。我饥不择食,用手拨拉了两下子,三下五除二把个兔头也吃下去了。不一会,连碗底也舔得精光。
老大爷问我为啥不在刘家公馆,我向他叙述了那桩冤案的经过,同时也问起他的身世,只见他老泪纵横,泣不成声:
他姓汪,原在少成公园附近开饭馆,有贤惠的妻子和一双儿女。几年前,日本鬼子的飞机飞到成都,狂轰滥炸,他的房子被炸平了,妻子儿女炸死在废墟里。一个小康之家眨眼间成了穷光蛋,汪大爷从此孤苦伶仃,靠乞讨为生。说起来,我们这一老一小,都是一个荒藤上的苦瓜,于是,我们患难相依,我叫他汪爷爷。
我们一起讨要了一天,傍晚来到他的住处。汪爷爷打开一个黑漆大门,院里长满荒草。迎面是几间青砖绿瓦的北屋。我心里说:"这房子可不错呀,这哪像讨饭的住的地方!"
推开屋门一看,我吓得头发根子都竖起来了。原来屋里放着许多许多的薄木棺材。汪爷爷告诉我,这是刘镇生家的殡仪馆,刘家为了赚钱,专做这些薄木棺材卖给穷人。他为了有个栖身之地,就找刘家的管家要求,义务给刘家看棺打更。汪爷爷还告诉我,刘区长从不到这儿来,他根本没见过刘镇生,这才使我放宽心。
在停放棺材的墙角空隙里,铺着一层干草,放着两个青砖和一件破大衣,这就是汪爷爷睡觉的地方了。
晚上,我们爷俩合盖着这件大衣,身下铺着干草,枕着砖头进入梦乡。
半夜里,我只觉浑身滚烫,发起烧来,汪爷爷一摸我的额头,立刻惊得把手缩回来。他到底人老有经验,从上到下帮我检查,发现我的左脚上,大拇指已经发黑,肿得厉害。他问清受伤的原因,看完整小说添加扣扣一一四七四一二二四六,支持正版。打击盗版,谢谢支持。知道是因扎上东西发炎引起的发烧。可是,眼下没有一分钱,缺医少药,怎么办呢?
汪爷爷急中生智,他摸索到院里,找来一根竹篾,在石头上磨尖,用胳肢窝夹住我的脚,在疮口上狠狠一刺,顿时,流出许多白中透黑的脓水来。我疼得手脚乱蹬乱跷,出了一身大汗。
汪爷爷也不理我,又用嘴伏在我那又黑又脏的大拇指旁,用力吸吮起来。他耐心地吮一口,吐一口,直到把脓水一口口吸干。再看脚掌上,原来扎着个半寸长的铁钉子。汪爷爷用牙咬住,把那钉子猛地拔出来,鲜血流了满地,我疼得昏死过去。半个月后,伤口终于愈合,没有吃一点药,病奇迹般地好了。
"天下穷人心连心",汪爷爷对我的感情,胜过父母,暖过家庭。后来,我很少再得到这种长辈的慈爱和温暖了。
光阴似箭,转眼进入寒冷的冬天,汪爷爷年老体弱,本来就有气管炎,到了冬天咳得更厉害,咳嗽半天才吐出一口痰。他白天要一天饭,晚上冻得睡不着觉,就在屋里一边,一边咳嗽。终于,他病倒了,粘痰里带着一缕缕血丝。
这年我刚满十一岁。白天出去要两个人的饭,晚上回来替他打更,还要端屎端尿侍候他。我不停息地劳动着,我觉得这正是尽一个孙女儿的责任的时候了。
这年的冬天,成都格外的冷。我们住的屋里冷得滴水成冰,汪大爷躺在墙角不能动弹,我心疼得像刀子剜心。忽然想起一个主意,我爬上一棵树,折了一捧干树枝,在汪爷爷身边生起火来,屋里顿时暖和了。
汪爷爷病得昏昏沉沉,忽然看见火光,便吃力喊了一声,让我赶紧把火踩灭。当我不理解地把火熄灭后,他才有气无力地跟我解释道:"咱住人家的棺材店,宁肯冻死,也不能点火,万一引起火灾,咱就成了罪人!"善良的汪爷爷呀,您有一颗金子般的心,老天为什么偏偏让恶人享福,让好人受苦哪!
没过几天,成都更冷了,寒风刺骨,雪花飘飘,汪爷爷饥寒交迫,奄奄一息。我彻夜不眠,守护在他身边。半夜里,他忽然轻咳一声,吐了一口血,就再也不动了。
我俯在爷爷身上,嚎啕痛哭了半宿。天亮后,我忍悲含泪,把爷爷背进一口棺材里。又拼尽全力,给爷爷盖上那薄薄的木盖。然后,叩了三个响头,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。
小丐帮
1934年初春,十二岁的我,又开始了孤身讨饭的生涯。
春熙路是成都市近年来最热闹、最宽畅的街道了,我经常出入在这里。我年纪小,又不会花言巧语,经常要不到吃的东西。饿急了,就低头在街上捡:地瓜梗、红薯皮、柿子皮都是我的美味佳肴。有时饿得心焦,拾起一块柿子皮,顾不得擦净,就填进嘴里,"咯嘣"、"咯嘣"嚼到许多沙子,也不去管它,一起咽进肚里。这里的茶馆、影院、戏楼、书场,都留下
了我的脚印。
这天,我在空空荡荡的"华迎大戏院"转悠,华迎戏院有一个川剧团,前几天在本院唱戏。这会儿剧团走了,正是我打扫战场的好机会。
我从后排到前排,挨着趟地仔细搜寻,我依仗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,在座位下仔细查看,哪怕一个花生,一枚瓜子儿,也逃不过我的眼睛,我敏捷地把它们捡起来,迫不及待地填进饥腹。
忽然,我发现有个座位下扔着个油腻的纸包,忙一把抓起来,打开黄草纸一看,原来是包放臭了的酱牛肉。这真是老天赐福,让我开荤。我高兴得心里一个劲发抖,小心翼翼地一手托着纸包,一手拣了一片最小的牛肉往嘴里填。
正当我沉浸在幸福的一刹那,只觉拿肉包的那只手一颤,肉包被人抢走了。我陡地一惊,定神看时,原来是个小男孩,因他拼命地往外跑,所以看不见他的脸面,只能看清他的背影: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足有半尺长,上身穿一件窟窿连窟窿的破棉袄,右袄袖没有了,赤着一只胳膊,下身只穿一条裤衩,光腿赤足。见是个横不讲理的小老抢,我气急了,在后面紧紧追赶。
那小老抢跑到侧门拐弯处,偏巧走过来一个茶房,端着一摞茶碗,两人正撞了个满怀。"哗啦"一声,那摞茶碗被撞落在地上摔碎了。
茶房气得怒不可遏,一把揪住那个小老抢,"乒乒乓乓"打了几个嘴巴子,那小老抢顿时满嘴流血。
奇怪的是,那个小老抢一点也不示弱,嘴里咕嘟了几口,冷不防冲茶房一吐,吐了茶房一脸血,同时,又把那包肉狠命摔在茶房脸上。
这下子,茶房气得脸色发紫,冲上去一把抓住他,把他高高地举起来,要往下摔,这一摔,少说也得摔个半死。小老抢失声地喊叫起来:"救命呀!救命啊!"
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七八个赤脚光背的小男孩,大的不过十一二岁,小的不过七八岁。他们把茶房团团围住,有的拽胳膊抱腿,有的拳打脚踢,很快把那茶房掀翻在地,然后一窝蜂地把那个小老抢抢走了。
看到这里,我忘记饥饿,忘记报复,同病相怜使我异常开心
一连两天,我都没有填满肚子。
晚上,刮起一阵冷风,我只穿一条破裤衩(汪爷爷的大衣被我盖在棺材里了,我不能再让他的灵魂受冻),肚子空空如也,冷得浑身抖瑟。怎样取暖御寒?我想出一个办法--逆风跑步。天越冷,我越顶着风跑,虽然累得有气无力,饿得饥肠辘辘,但毕竟身上暖和了。
为了长远打算,我又开始琢磨寻个过夜的去处。殡葬馆我是不能再去了。一来守着个正在腐烂的死尸害怕,二来如果被刘家人发现了,会老帐新帐一起算。我忽然想起宝全巷那边的护城墙上有个打仗用的碉堡,那里足可以做我的安身之地。心里一亮,疾步向那里走去。
我顺着宝全巷顶头砖彻的梯子,爬上城头,只见雄伟的碉堡里面火光闪闪,人声嘈杂。我把头伸进去一瞧,见一群孩子正在烤火,地上放着一包包牛肉、兔肉、鸡杂碎,有的鲜亮发红,有的腐烂变黑,还有两瓶酒,一堆烧饼。在火光映照下,我看清了,正是前两天抢肉打茶房的那群小子。
我本想躲开去,可是,经不住食物的强烈诱惑,不由自主地走进屋子。那个只有一只袄袖、抢我肉包的男孩见到我,首先站起来,其他的孩子也马上站起来了,虎视眈眈地看着我。
这时我心里却非常平静,坦然道:"我是个要饭的花子,两天没吃东西了,你们帮帮忙,给我一口吧!"
那群孩子会意地对看了一下,却把眼睛投向那个一只袖子的孩子,那孩子的眼光由敌意渐渐变得友好,说:"我们也都是小花子,你要是愿意跟我们一起,就入了我们的小丐帮!"
啊,小丐帮,多么新鲜的名词。他们原来都是干这个的,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团伙。我想起对我体贴入微的汪爷爷,我深知患难相依的温暖。我可真是有福哇,没有了汪爷爷,我又找到了一伙小兄弟。我含着泪,连声说:"愿意,愿意!"
打这以后,我加入了小丐帮的行列,彼此以兄妹相称。我们兄妹共十人,我排行老二。抢我肉包的是大哥,名叫闯二。大家白天乞讨,晚上把要来的东西凑到一起,吃吃喝喝、打打
闹闹,倒觉得轻松自在、乐乐和和的,真是吃着黄连吹横笛--苦中求乐呀!
晚上,大家凑在一起的食物,真是五花八门,好好歹歹,应有尽有。来路也不相同,有要来的,有拾来的,有抢来的,还有偷来的。小丐帮一无所有,一无牵挂,靠的是耍刁撒赖,软硬兼施,填饱辘辘的饥肠。
我们的十弟才七八岁,整天朦朦怔怔,老是哭他的母亲。后来,我才知道了他的遭遇:
我们这伙兄弟,大都是日本飞机轰炸成都时变成的孤儿,他们的家园被炸毁,父母兄弟被炸死,只好讨饭为生。
十弟的父亲是在一场轰炸中丧生的,剩下他们母子俩。为了生活,母亲带他到牛市口粮市去打扫撒落在地上的大米。这里,每当中午过后,粮食交易完了,就会留下一些踩脏的碎米。许多穷苦妇女都争先恐后,拿着条帚、簸箕去扫。
自从没了母亲,跟着爷爷和大伯过日子,我好像过早地成熟了。我生来有一双勤快的手,在伯母家依然干从前的活儿,譬如扒垃圾,捡菜叶,努力帮爷爷家共渡难关。
在成都街头,我经常看到一些血淋淋的惨景,给我那幼稚的心灵划上新的伤痕。那时候,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,他们的铁蹄还没有踏进成都。为了配合入侵,他们整天派飞机在成都上空狂轰滥炸,成都马路下修了防空洞,飞机一来,市民们就争着往洞里钻。城里的楼房被炸成一片片废墟,街道被炸成一个个深坑,大街上经常躺着一具具血污的死尸。我亲眼看到过这样一场惨不忍睹的大血案:
一次,敌机又来轰炸,人们躲进了防空洞,并把洞口封好。飞机轰炸了一天一夜,第二天,总不见洞里的人爬出来。等打开洞口一看,原来洞口密封缺氧,躲在里面的市民们都已窒息而死。一天功夫,从洞里抬出二百多具死尸。这一夜,成都市灯火连天,哭声震地。
没了慈爱的母亲,走了不成器的父亲,爷爷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。七十多岁的爷爷颤颤抖抖硬撑着身子骨,成天挑担子上街卖豆腐。他心疼我这苦命的孙女儿,经常带我上街,买一点小吃给我,还让人给我做了条花裤衩,这是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儿。
伯母是个刻薄女人,凭空添了我这张嘴,整天冷若冰霜,常常指桑骂槐。尽管我努力干活,尽量不让别人养活自己,可她仍然横竖瞧着我不顺眼,有时还想抡起巴掌打我,幸亏爷爷经常在身边,她好歹还不敢太放肆。
这样过了半年多,秋去冬来,一场塌天大祸又降临到我家头上。后来,我才知道了这件祸事发起的过程:
那天,爷爷挑担到大菜市上卖豆腐,我因捡垃圾没跟着他去。爷爷把挑子放在菜市口上,挑子上头有个木托盘,上面摆着油盐酱醋。爷爷的麻辣豆腐在这一带有名,不一会儿,就围上来好多人买豆腐吃。
这时,有个身穿黄色衣装的警察,买了我爷爷一碗豆腐,吃完后拍拍屁股就要走,爷爷忙追上前去,说:"长官,你还没有给我钱啊!"
那警察回过头,冷笑一声,反咬一口说:"怎么?你欠我的那二十块钱,我还没向你要哩,你倒跟我张起嘴来!"
爷爷气得面孔发紫,白胡子一颤一颤地,大喊道:"胡说,你这是讹诈人!"
那警察被说得恼羞成怒,他又盛了一碗豆腐,"扑"地一下子扣到爷爷的头顶上,嘴里说:"谁吃你的臭豆腐,快还我钱!"
爷爷被烫得头上起了泡,他什么都不顾了,从挑子上撤出扁担,就要拼命。可他哪里是警察的对手,警察用枪托子把爷爷一顿毒打,当场吐了几口鲜血。七十多岁的人了,受了无辜的致命毒打,等抬回家里,不几天就死去了。
伯父东奔西走,要为父报仇。一打听,那人是警察队长。他告到警察局、法院,无人受理,反污他欠债不还,跑了一个多月,这场官司不了了之。
爷爷惨死后,伯父四处告状,伯母主持着这个家。见了我,更是整天没好气,不是红眼珠子,就是白眼仁子。我在桌下吃糠咽菜,她在桌上嘟囔,骂我是填不满的无底洞,我只好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。
一次,我饿得发慌,回家看看屋里没有人,发现在西墙的木板上放着蒸好的豆腐干,我急中生智,搬过一只木桶,想登上去偷拿豆腐干吃,刚刚摸到手,就见伯母走进屋,大喝一声:"好哇,小贼妮子,你竟敢偷东西吃!"
这一声把我吓坏了,我"扑通"一声摔在地上,脸擦伤了,板子掀翻了,熏好的豆腐干撒了一地。伯母更上火了,她拿起扁担,把我一顿痛打。不几天,伯母把我交还了我那不成器的父亲。
回到家里,家里空空荡荡,我从此成了个有家无人管的流浪女。
屋漏更遭连夜雨,船迟偏遇顶头风。没过多久,父亲也被人打伤抬回家里。
父亲康延亭,三十来岁,四方脸,长得虎背熊腰。他经人介绍,进了陈家公馆。陈家主人是有名的富豪,那时官匪一家,又荣升了国民党营长。他有一妻一妾,妻有一儿一女,妾有三个女儿,雇着使婆丫鬟。他们见父亲年轻力壮,便雇用父亲当他家的车夫。
陈家人丁众多,在人屋檐下当差,更没一点自由。陈营长出门用车,妻妾抬脚动手用车,儿女们上学用车,而且又不是一条路线,父亲整天忙得脚丫子朝天。
陈家主人抽大烟,父亲给人家买烟点烟,近墨者黑,渐渐地吸上了大烟而且还上了烟瘾。他在陈家呆了八个月,陈家给他的五个月的工钱,他全用来买了大烟。他连累带抽,那健壮的腰身变得佝偻了。
一天晚上,他给陈营长点烟灯,烧烟泡,一直伺候到很晚。回到住的小屋里,他耐不住烟瘾,拿出买来的烟膏,一直抽到半宿。第二天,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,开门一看,是打杂的一位中年女人刘妈,刘妈着急地说:"喊你半天了,你老醒不了,二姨太的女儿们等着用车送她们上学呢!"
父亲二话没说,忙去准备车子。只听二姨太在前厅一迭声地喊:"康延亭,你过来!"父亲连忙放下车子跑过去。
二姨太和三个女儿都坐在那里,大女儿才十四五岁,小的只有十来岁。二姨太指着父亲的鼻子骂道:"姓康的,你是有意慢待我们,大婆子放个屁你闻着也是香的,我就指派不动你。好哇,你耽误我的女儿上学,你说该怎么办?"
父亲道:"昨天陈老爷让我点了半宿烟,我实在累了,也不是故意的。我既然伺候不了你们,给我支了那三个月的工钱,我马上走!"
二姨太冷笑两声道:"你还想要钱?你误了我女儿上学,这个损失怎么个赔法?孩子们,给我上去打!"
母老虎一声号令,三个小姑娘如狼似虎,一齐扑上去,抱脚的,抠脸的,二姑娘最厉害,揪住父亲的胳膊,狠狠咬了一口,扯下一块肉来,鲜血渗湿了衣裳。
父亲疼急了,胳膊用力一甩,腿一蹬,几个小姑娘前伏后仰,都被甩开了。
那母老虎见女儿吃了亏,可气坏了,她从门后抄起一根铁棍,冷不防照着父亲的下部横扫过去。小面杖粗的铁棍正打在父亲的膝盖骨上,父亲"哎哟"一声,疼得汗珠子从面上渗了出来,顿时躺在地上,昏死过去了。
等他醒过来,已被人抬回家里了。原来刘妈是个寡妇,平时就对他有意,这会儿见他正处在危难之际,便暗暗求人把他抬回家。
刘妈和父亲年岁差不多,高高的身条,大颧骨,尖下巴颏,她常抽空来探望父亲。她也同样穷得叮当响,虽然对我们没有什么金钱、物质的资助,但那温存的照料给我们这个破碎、寒怆的家里增添了一丝暖意。
过了些天,父亲伤势渐好,能下床扶墙走路了,但从此成了残废,落了个跛脚。
父亲看病养伤吸大烟欠下了债务,一来为了还债,二来为了过瘾吸大烟,便置生身骨肉于不顾,托人把我卖给刘家公馆当丫鬟。可怜我这没娘的孩子,仅仅十二块大洋,就失去了自由的身子,那时我才九岁。
记得卖身契上大意是这样写的:卖主康延亭,因家穷难以度日,自愿将女儿康小妹卖给刘镇生为奴。小奴一身俱属刘家,打骂处罚,婚丧嫁娶,老弱病死,概无权干涉。特立此据。
就是这张泣血饮泪的卖身契,差点把我送入鬼门关。
含冤的丫鬟
刘家公馆在南虎街中路,大门前有两个石狮子狰狞地蹲在那里。进了威风凛凛的大门,来到砖砌的前院,只见院中有精巧的荷花池,窗台放着金鱼缸,整个院落布置得优雅美观。这是区长刘镇生和儿子们接客的地方。二进院又是两排房子,是他们办公和供奉祖先的祠堂。最后头一幢楼房,则是家眷、管家、帐房、侍女、丫鬟的住所。这座占地广阔、建筑雄伟、人口众多的三进大院,在成都被称为"刘家公馆"。
我从九岁到十一岁,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。
刘公馆的主人姓刘名锐,字镇生,是成都市赫赫有名的一霸。成都分八个区,一区管几个镇,他任第八区区长。他是成都青帮的头头,正头由当时四川省长邓锡侯兼任,他与邓还是拜把子兄弟,邓尊他为兄,整天酒肉相交,过往甚密。有了这道护身符,刘家更是为所欲为了。
说起刘家的骄奢淫逸,那真是难以尽述。他比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刘文彩是乡下的大地主,他是城里的百万富翁。他的几个儿子有的当国民党军官,有的是资本家,他集官僚、买办、资本家于一身,有财有势,专门渔肉穷苦的市民百姓。
刘镇生七十七岁,长得面红丝白,鹤发童颜,走路异常稳健,要论他的身板,看上去不过五六十岁。他留着长指甲,拿着文明棍,一副道貌岸然的派头。他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呢?
刘镇生不像刘文彩那样,靠几个奶妈的乳汁来补养身子。他府上除雇着十名丫鬟外,还养着几个六岁以下的小女孩,这几个女孩甭说伺候人,连生活都不能自理,她们被买到公馆,整天不干什么活计,奇怪的是,先前红头粉颜的嫩脸,渐渐变得黄皮纤瘦,不上一二年就一个个枯弱而死了。人们一直觉得纳闷,可是又弄不清是什么原因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有一个养生秘方:将新摘的大红枣子塞进幼女阴户里,不让幼女吃喝,不让大小便,这样扪上两天,再取出来洗净泡茶喝,红枣将幼女的精血吸干了,刘镇生却被红枣养壮了。
我给刘镇生的孙女刘清翰当丫鬟,她当时正上女子大学,是一个进步青年。后来她发现了爷爷惨害幼女的罪恶行径,便跟爷爷大闹了一场。狡猾而残忍的刘镇生,表面向孙女赔礼认错,暗地里却给孙女下了毒药,把个如花似玉的孙女毒死了。
我十一岁那年春天,刘区长庆八十大寿。宽阔的前庭后院,到处竖立佛像,灯火通明,刘家人穿红挂绿,喜气洋洋。庆寿的、送礼的,一拨接着一拨,挤满了屋院,几十桌酒筵,摆满阔庭长廊。那热闹场面,简直盛似春节元宵灯会了。我们十几个丫鬟照前顾后,个个累得半死。
庆完寿的第二天早上,刘区长坐在太师椅上练毛笔字。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为的是提神运气,保养身体。这时,一个阔太太又哭又闹地闯进屋,我们一看,原来是他膝前二小子的二姨太。
刘区长的二儿子任成都市第二战区副官,这女人原在医院当护士,长得特别漂亮。去年两人勾搭成奸,就把她娶到家里。
二姨太向公公哭诉了委屈。原来,她从美国捎来一件价值上千元的舞衣,昨天庆寿时穿在身上,后来脱下放在屋里,不知怎么就不见了,她怀疑是丫鬟们偷的。
刘区长一听就火啦,立即把十个丫鬟全部传到前厅挨个拷问,最后问到我。昨天,我只顾摆酒端菜,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件舞衣,当然不会承认。刘区长见问谁都不知道,就冲我这最后一个出气,左右开弓,连扇几掌,把我的脸打得顿时肿起来。这几年,我什么样的苦没吃过,什么样的罪没受过呀,苦难中养成了执拗的脾气、倔犟的性格,没看见就是没看见,我还是死不承认。
刘区长见问不出来,又问昨天丫鬟们的家属有谁来过。二姨太说,我父亲曾来这里。父亲昨天确实来过,是来告诉我,他的脚跛后改行当了泥瓦匠,娶了刘妈做后娘,现已迁到了沙河铺,让我安心伺候刘家,等有了钱设法赎我出去。父亲来看我,连刘家大门也没进。天哪,为什么父亲偏赶昨天来呢?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!刘家怀疑衣裳是我偷出去的,刘区长让二姨太把我带到她屋里去"教训",二姨太抽出藤条鸡毛掸子,又把我一顿好揍。藤条劈头盖脸打下,打得我的脸肿得像冬瓜,眼肿得像铃铛。
见我还是不招,刘区长派来他的长着一张枣核脸、外号叫"坏枣"的心腹爪牙,他在一旁看了会儿热闹,这才把手一挥说:"别打啦,把她揪到警察局去审问得啦!"坏枣领我走在大街上,街上的人们好奇地看着我。
警察局在丁字街,局长姓冯,昨天曾带着夫人去拜寿,他低头拜寿时,我看见他右耳后边露出豆大的一颗红痣,所以对他印象很深。
见刘家送来犯罪的使女,他马上升堂审问。恫吓逼供,当然什么也问不出来。便命人拿来一块竹板子,一个警察拉住我的手,另一个警察用竹板打我的手心,两只手各打了几十板子,肿得像馍馍,我还是不招。
这时,坏枣附在冯局长耳边嘀咕了几句,冯局长点点头,便留下我和坏枣,他躲进屋里。
坏枣软硬兼施,哄劝我承认,可我那时没有学会说瞎话,怎么哄也不会胡编乱造。他大概看出是冤枉了我,但弄不出结果又交不了差,显得有些左右为难,又跑进屋去和冯局长商量。
过了好一会儿,冯局长和坏枣满面春风地走出屋。叫来两个便衣警察,让坏枣领我一起走。
我一时丈二和尚--摸不着头脑,被带着走街串巷,左拐右转,转到了簸箕街。只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,正担着担子,沿街叫卖收破烂。坏枣满脸堆笑地对我说:"等一会儿问你,你就说把衣裳偷来卖给他了!"没等我回答,他用手一指,两个警察早扑上去把老头绑了。
回到警察局,冯局长马上升堂,严厉地拷问起这个无辜的老头。老头不招,冯局长又命人把他吊在树上,用皮鞭狠命抽打。我急得在一旁大声喊:"你们冤枉好人啦,快把他放了!"冯局长哪里肯听,让人往死里打,不一会儿,老头便被活活打死了。
冯局长怒气未息,又怕留下我这活口生事,又命人把我吊起来活活打死。
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,他那年轻漂亮的太太走出来,谁都知道,冯局长怕老婆怕得出了名。局长太太问明原因,看我被打成这样子,发了善心,让人给我松绑,嘱咐我别再回刘家公馆,赶快另逃活路!就这样,我出人意料地逃出了牢笼。坏枣因有个屈死鬼顶着,自去向刘家交差去了。
这件事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,国民党官员官官相护,不知冤枉了多少无辜的人们。有朝一日,我要为屈死的老大爷报仇。后来,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,为压在底层的穷苦兄弟出了一口气。这是被卖进妓院以后的事了。
冷酷的家庭
从警察局逃出来,我想起父亲向我说的那个新家,伯母家再不能去了,新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。我想到探望我时眼泪汪汪的父亲,想起那位瘦骨嶙嶙、在危难中帮助父亲的后娘,虽然在我们之间有着一道无形的隔膜,她没有我那亲生母亲对我的爱抚、温暖,我对她没有像对亲生母亲那样的情谊、眷恋,但仅从报恩的角度来说,我对她有着极大的好感。天下穷人是一家,抓起灰来比土热,我应该把她当成亲生母亲,依附在她的身边。想到这里,我按照父亲说的路线,一道打听着来到沙河铺。
沙河铺也是穷人聚居的地方,一位老人指给了我的家门。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门口。只见一圈破土墙里,有六间草屋,这里住着三户,当中两间就是我的家。我心里涌上一阵喜悦,父亲没有白当泥瓦匠,房院比过去好多啦!
推门进屋,终于见到了久别的亲人--父亲、哥哥安娃子以及后妈。我一是心里激动,二是肚中饥饿,再加上这两天被逼供拷打,此时只觉眼前一黑,便摔倒在地上。一家人忙把我搀扶起来,看我被打成这样子,不由大吃一惊。后妈端茶送饭,显得非常同情。
几天以后,我的伤势渐渐好转。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劳动和生活。不同的是,母亲已不是过去的母亲,父亲也变了样子,发狠戒烟了。我和哥哥都长高了一截,再加上心灵深处的芥蒂,更加卖力的、忘我的劳动,惟恐不经心的怠慢会惹得后妈不高兴。
可是,略懂世故的我,渐渐看出了一点差异,后妈根本不喜欢我。她像旧社会大多数妇女一样,重男轻女,况且我来的晚,安娃子早就在她身边,妈对我形同外人,总是隔着一层。我还发现,她像过去的母亲那样,肚子隆起越来越大了。
住处虽然好了一点,但生活用具依然如故,我们一家四口,还是睡的那个木架板床,盖着那个破棉被,只是被子更破更烂了,斑斑剥剥像一张破鱼网。这年冬天天寒,四个人睡觉仍盖一条被子,不过变了位置,现在是父亲和后母在一头,我和哥哥在一头。晚上睡得冷了,都迷迷糊糊往自己身上拉,把被子全拉成大窟窿小窟窿的。后妈把怨气全撒在我身上,挑唆父亲打了我一顿。我遭到亲人的毒打,心里比什么都难过,不由想起自己的生身母亲,当我们的被角被拉走时,她却不声不响地把我抱在怀里。想到这里,我只觉一肚子泪水在心里流淌。
我家院里喂着二十几只小兔,夏天,我除捡垃圾外,还要打草喂兔。后妈整天价吹毛求疵,今天说我捡的垃圾少,在外贪玩啦;明天说我打的草少,喂不饱兔子啦。一到吃饭她就开始嘟哝,鼓动父亲打我,我经常没等拿起筷子就被赶出院子。
我站在当街,饥肠辘辘,眼泪汪汪,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:"宁跟要饭的娘,不跟当官的爹","有了后娘,也就有了后爹"。我又想起母亲在世时,向我偷偷叙说的隔壁发生的一件事:
我家在大阳沟居住时,东邻就是那个前头说的不肯做证的赵大妈,她也是一个续娶来的后妈,男人整天外出做活,跟她在家的是前妻撇下的一个名叫丽花的七八岁的女孩子。
每天深夜,只要赵大妈的男人不在家,就会听到那女孩子失腔变调的哭声,呆会儿就没动静了,只听见抽抽噎噎的低泣。
那天我睡得很早,第二天一觉醒来,只听东邻家人声鼎沸、哭声震天。原来,和我年纪相仿的丽花姐夜里突然得急病死去了。我心里很纳闷,昨天,丽花姐还好端端地和我们一起捡垃圾呀!
过了好多天,母亲才偷偷地告诉我这个秘密:前面已经说过,我们两家只隔一层篱笆,透过剥落的泥片能看清邻居屋里的情景。每天深夜,当邻屋传出丽花的啼哭时,母亲就隔着篱笆去看,只见赵大妈让丽花脱掉衣服,在她的肚脐上露出一截扎进去的螺丝钉,赵大妈按住螺丝钉,狠狠往里拧进几下,丽花用牙齿紧紧咬住嘴唇,不敢大声啼哭。就这样,过了好多天,终于把孩子折磨死了。哎,没想到,我也处在丽花的境地,尝到后妈的滋味了。一想到丽花的下场,我就不寒而栗。
这天中午,我给兔子拔了满满一背兜草,扔给兔子,只觉头晕眼花,肚里辘辘乱响。我家现在也和伯母家一样,吃的是拾来的菜叶做的稀粥。今早吃饭时,后妈又找毛病嘟哝了一阵子,惹得父亲火起,将我赶出门去,这会儿,我还没吃饭哩。
我推开屋门,屋门倒锁着,心里可着了急,不知后妈是有意还是无意,晌午了也不回家。我饿得实在忍不住,壮了壮胆子,硬着头皮,把那把长铜锁拨开了。
我掀锅一看,傻眼了,锅刷得干干净净的,一颗饭粒也不剩。我只觉两眼发黑,怎么办?
我在屋里转悠了半晌,终于下了决心,走到那个盛米的小瓦罐前,掀开那只盖瓦罐的破碗,只见里面有半瓦罐大米。我贪婪的用鼻子闻了闻,喷香喷香的,米香强烈刺激着我的脾胃,馋得我流出了口水。
我慑手慑脚走出屋外,瞅瞅外头没人,就抓了一把大米,不顾一切地填进嘴里,"咯崩咯崩"嚼起来,好香!吃完了,又恋恋不舍地抓了一把。等咽了下去,我怕后妈回来发现了,忙小心地把米抚平,盖好。我又到水瓮前,喝了一气子凉水,这才觉得浑身有了劲。
今天拔的草多,虽说满载而归,我还怕后妈挑毛病,忽然想起拔草时河沟里有许多鱼虾,为了赢得后妈的高兴,我又拿起兜子,去后面河沟里捞鱼虾。
正捞着,远远听见后妈喊我,那尖利的喊声,如同夏日惊雷,吓得我像老鼠听到猫叫,连忙蹲在水里。末了,还是让后妈扯了回家。
进家一看,我不由傻眼了,我砍的那一大背兜草被兔子吃得只剩点根根梗梗,几只兔子吃得肚子圆圆的,都胀死了。
父亲回来后,后妈添油加醋,历数了我的一连串"罪行"--害死兔子,偷吃大米,还诬赖我偷了她放在床席底下的两块钱。十一岁的我,真是有口难辩。
父亲气得瑟瑟发抖,后妈在一旁火上浇油,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闹,想方设法要挟父亲,声言"有她没我,有我没她",说着,故做姿态地往外走。
在后妈的逼迫下,父亲又把我痛打一顿,再次把我赶出家门。
几经挫折,我那幼小的心灵发生了急剧变化,渐渐失去了女孩的温柔多情,抛弃了同代儿童的稚气怯懦,像个丧家之犬,变得野蛮而倔强。富家容不得我,穷家也容不得我,我只好以社会为家,以天地为家,只要有一口气,我就要自生自存。从此,我再没有踏进过康家的门。
患难相依
离开冷酷的家庭,我成了真正的孤女、流浪儿。
我走遍成都,开始了乞讨生活。从人身看我是自由了,可生活上更没有保障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更重要的一点失落感是,我再也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了。
失去父母之爱的孩子是可怜的,没有家的女孩更是可怜而又可悲的。
我只穿一条破裤衩,光着脚丫子,沿着成都街道踽踽而行。一次,路过一个木货场,我见木屑、铁钉撒了满地,便小心翼翼地绕过去,可还是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住了脚丫子,疼得我"扑通"一声坐在地上,只见脚掌沾满了血污,看不见刺上了什么东西。一摸就疼得出冷汗。我这被抛弃了的孩子,真不知怎么办才好,只得在脚下的血污处撒一些黑土,歇息一会儿再走。
此时已是深秋,一到晚间,北风凉飕飕的,吹得人打颤,哪儿是我的栖身之地啊!
一天晚上,我走到临街的一间小屋前,只见里面黑洞洞的,不像有人住的样子。
我像溺海人抓住了救生圈,赶紧一瘸一拐地走进去,好一会儿才看清里面的情景:只见里面三个茅洞,中间隔着两块木板,茅洞里拉了半糟子屎尿,臭气熏天,原来是个厕所,我忙捂着鼻子跑出去。
北风呼呼刮着,冷得我一个劲儿地哆嗦。头上只觉滚热发烫,肚子饿得咕噜直响,我一天没有要到东西,饿得再也走不动了。同时,那只扎伤的脚像被钉在地上,疼得一点也不敢挪动。冷、饿、疼、乏、困一齐向我袭来,我呆呆地望着这间令人作呕的排污所,为了苟延残喘,我什么都顾不得了。我又一次走进厕所,把茅坑一边的木板掀倒盖好,便一屁股坐在木板上,身子靠着厕所的墙壁,很快就睡着了。
朦胧中,我觉得像是下雨,雨水浇了我一头一脸。不对!屋里怎么会下雨呀,这雨又怎么是热的呀?我忙睁开眼睛一看,只见黑暗中有个人正站在厕所门口,冲着我撒尿。
一种奇耻大辱涌上我的心头,我气得往上一窜,没提防脚底下的伤,疼得"哎哟"了一声。那人听到声音,吓得提着裤子,拔脚就跑。
我沿着油漆马路牙子,一颠一跛地紧追。那人像头笨熊,似跑非跑,蹒跚地迈着步子。快要追上时,那人气喘吁吁地回过头,啊,原来是个满头白发、又黑又矮、约有七十多岁的老头。那人盯视了我一下,忽然说:"喂,你是刘家公馆的那个小丫鬟吧?"这话把我问愣了,我忘记了跟他算帐,问他怎么认识我。他不再言语,却挽起裤腿,让我看他腿上的一块伤疤,噢,我忽地想起来啦:
一年前,我正给刘家小姐当丫头。这天,小姐上学去了,我在前厅擦神灯时,忽然听见门口狼狗的狂吠。
我急忙出去一看,见刘家那条半人多高的狼狗把一个要饭的大爷咬倒了,左腿上撕下一大块肉,鲜血如注,淌到了地上。
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血泊中的母亲和爷爷,睹景思亲,同情之心油然而生。我忙喝住狼狗,撕下自己的一条衣襟,帮老大爷包扎好。包扎完毕,我又想:"救人救到底,送人送到家",于是让大爷等着,返身跑回后楼,偷了主人三元钱,塞给那个老大爷……想不到,今天我们又碰在一起了。
见是同病相怜的穷苦人,我的心松弛下来。这才感到说不出的疼痛和饥饿,便跌坐在马路边上。
老大爷见状,从他的脊背上拿下一个破背褡。背褡里面塞满了拣来的烂纸。掏出烂纸,下面露出一个带豁的粗瓷碗,里面盛着一个煮烂了的小兔头和半碗米饭。大爷把饭递到我手里说:"孩子,吃吧,这是我昨天要来的。"
一见饭菜,我馋得涎水直流,鼻子一酸,"扑通"一声,先给大爷叩了个响头。大爷一把搀起我,连说:"你是我的救命恩人,这是我应该报答的。"
我顾不得别的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吃到一半,我才感觉出来,那饭比醋还酸,人家不知放了多久了,用手一扒,直拉长丝。再掰开那个兔头一看,只见里面有许多白芽芽,乱爬乱动,原来已经下满了蛆。我饥不择食,用手拨拉了两下子,三下五除二把个兔头也吃下去了。不一会,连碗底也舔得精光。
老大爷问我为啥不在刘家公馆,我向他叙述了那桩冤案的经过,同时也问起他的身世,只见他老泪纵横,泣不成声:
他姓汪,原在少成公园附近开饭馆,有贤惠的妻子和一双儿女。几年前,日本鬼子的飞机飞到成都,狂轰滥炸,他的房子被炸平了,妻子儿女炸死在废墟里。一个小康之家眨眼间成了穷光蛋,汪大爷从此孤苦伶仃,靠乞讨为生。说起来,我们这一老一小,都是一个荒藤上的苦瓜,于是,我们患难相依,我叫他汪爷爷。
我们一起讨要了一天,傍晚来到他的住处。汪爷爷打开一个黑漆大门,院里长满荒草。迎面是几间青砖绿瓦的北屋。我心里说:"这房子可不错呀,这哪像讨饭的住的地方!"
推开屋门一看,我吓得头发根子都竖起来了。原来屋里放着许多许多的薄木棺材。汪爷爷告诉我,这是刘镇生家的殡仪馆,刘家为了赚钱,专做这些薄木棺材卖给穷人。他为了有个栖身之地,就找刘家的管家要求,义务给刘家看棺打更。汪爷爷还告诉我,刘区长从不到这儿来,他根本没见过刘镇生,这才使我放宽心。
在停放棺材的墙角空隙里,铺着一层干草,放着两个青砖和一件破大衣,这就是汪爷爷睡觉的地方了。
晚上,我们爷俩合盖着这件大衣,身下铺着干草,枕着砖头进入梦乡。
半夜里,我只觉浑身滚烫,发起烧来,汪爷爷一摸我的额头,立刻惊得把手缩回来。他到底人老有经验,从上到下帮我检查,发现我的左脚上,大拇指已经发黑,肿得厉害。他问清受伤的原因,看完整小说添加扣扣一一四七四一二二四六,支持正版。打击盗版,谢谢支持。知道是因扎上东西发炎引起的发烧。可是,眼下没有一分钱,缺医少药,怎么办呢?
汪爷爷急中生智,他摸索到院里,找来一根竹篾,在石头上磨尖,用胳肢窝夹住我的脚,在疮口上狠狠一刺,顿时,流出许多白中透黑的脓水来。我疼得手脚乱蹬乱跷,出了一身大汗。
汪爷爷也不理我,又用嘴伏在我那又黑又脏的大拇指旁,用力吸吮起来。他耐心地吮一口,吐一口,直到把脓水一口口吸干。再看脚掌上,原来扎着个半寸长的铁钉子。汪爷爷用牙咬住,把那钉子猛地拔出来,鲜血流了满地,我疼得昏死过去。半个月后,伤口终于愈合,没有吃一点药,病奇迹般地好了。
"天下穷人心连心",汪爷爷对我的感情,胜过父母,暖过家庭。后来,我很少再得到这种长辈的慈爱和温暖了。
光阴似箭,转眼进入寒冷的冬天,汪爷爷年老体弱,本来就有气管炎,到了冬天咳得更厉害,咳嗽半天才吐出一口痰。他白天要一天饭,晚上冻得睡不着觉,就在屋里一边,一边咳嗽。终于,他病倒了,粘痰里带着一缕缕血丝。
这年我刚满十一岁。白天出去要两个人的饭,晚上回来替他打更,还要端屎端尿侍候他。我不停息地劳动着,我觉得这正是尽一个孙女儿的责任的时候了。
这年的冬天,成都格外的冷。我们住的屋里冷得滴水成冰,汪大爷躺在墙角不能动弹,我心疼得像刀子剜心。忽然想起一个主意,我爬上一棵树,折了一捧干树枝,在汪爷爷身边生起火来,屋里顿时暖和了。
汪爷爷病得昏昏沉沉,忽然看见火光,便吃力喊了一声,让我赶紧把火踩灭。当我不理解地把火熄灭后,他才有气无力地跟我解释道:"咱住人家的棺材店,宁肯冻死,也不能点火,万一引起火灾,咱就成了罪人!"善良的汪爷爷呀,您有一颗金子般的心,老天为什么偏偏让恶人享福,让好人受苦哪!
没过几天,成都更冷了,寒风刺骨,雪花飘飘,汪爷爷饥寒交迫,奄奄一息。我彻夜不眠,守护在他身边。半夜里,他忽然轻咳一声,吐了一口血,就再也不动了。
我俯在爷爷身上,嚎啕痛哭了半宿。天亮后,我忍悲含泪,把爷爷背进一口棺材里。又拼尽全力,给爷爷盖上那薄薄的木盖。然后,叩了三个响头,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。
小丐帮
1934年初春,十二岁的我,又开始了孤身讨饭的生涯。
春熙路是成都市近年来最热闹、最宽畅的街道了,我经常出入在这里。我年纪小,又不会花言巧语,经常要不到吃的东西。饿急了,就低头在街上捡:地瓜梗、红薯皮、柿子皮都是我的美味佳肴。有时饿得心焦,拾起一块柿子皮,顾不得擦净,就填进嘴里,"咯嘣"、"咯嘣"嚼到许多沙子,也不去管它,一起咽进肚里。这里的茶馆、影院、戏楼、书场,都留下
了我的脚印。
这天,我在空空荡荡的"华迎大戏院"转悠,华迎戏院有一个川剧团,前几天在本院唱戏。这会儿剧团走了,正是我打扫战场的好机会。
我从后排到前排,挨着趟地仔细搜寻,我依仗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,在座位下仔细查看,哪怕一个花生,一枚瓜子儿,也逃不过我的眼睛,我敏捷地把它们捡起来,迫不及待地填进饥腹。
忽然,我发现有个座位下扔着个油腻的纸包,忙一把抓起来,打开黄草纸一看,原来是包放臭了的酱牛肉。这真是老天赐福,让我开荤。我高兴得心里一个劲发抖,小心翼翼地一手托着纸包,一手拣了一片最小的牛肉往嘴里填。
正当我沉浸在幸福的一刹那,只觉拿肉包的那只手一颤,肉包被人抢走了。我陡地一惊,定神看时,原来是个小男孩,因他拼命地往外跑,所以看不见他的脸面,只能看清他的背影: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足有半尺长,上身穿一件窟窿连窟窿的破棉袄,右袄袖没有了,赤着一只胳膊,下身只穿一条裤衩,光腿赤足。见是个横不讲理的小老抢,我气急了,在后面紧紧追赶。
那小老抢跑到侧门拐弯处,偏巧走过来一个茶房,端着一摞茶碗,两人正撞了个满怀。"哗啦"一声,那摞茶碗被撞落在地上摔碎了。
茶房气得怒不可遏,一把揪住那个小老抢,"乒乒乓乓"打了几个嘴巴子,那小老抢顿时满嘴流血。
奇怪的是,那个小老抢一点也不示弱,嘴里咕嘟了几口,冷不防冲茶房一吐,吐了茶房一脸血,同时,又把那包肉狠命摔在茶房脸上。
这下子,茶房气得脸色发紫,冲上去一把抓住他,把他高高地举起来,要往下摔,这一摔,少说也得摔个半死。小老抢失声地喊叫起来:"救命呀!救命啊!"
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七八个赤脚光背的小男孩,大的不过十一二岁,小的不过七八岁。他们把茶房团团围住,有的拽胳膊抱腿,有的拳打脚踢,很快把那茶房掀翻在地,然后一窝蜂地把那个小老抢抢走了。
看到这里,我忘记饥饿,忘记报复,同病相怜使我异常开心。
一连两天,我都没有填满肚子。
晚上,刮起一阵冷风,我只穿一条破裤衩(汪爷爷的大衣被我盖在棺材里了,我不能再让他的灵魂受冻),肚子空空如也,冷得浑身抖瑟。怎样取暖御寒?我想出一个办法--逆风跑步。天越冷,我越顶着风跑,虽然累得有气无力,饿得饥肠辘辘,但毕竟身上暖和了。
为了长远打算,我又开始琢磨寻个过夜的去处。殡葬馆我是不能再去了。一来守着个正在腐烂的死尸害怕,二来如果被刘家人发现了,会老帐新帐一起算。我忽然想起宝全巷那边的护城墙上有个打仗用的碉堡,那里足可以做我的安身之地。心里一亮,疾步向那里走去。
我顺着宝全巷顶头砖彻的梯子,爬上城头,只见雄伟的碉堡里面火光闪闪,人声嘈杂。我把头伸进去一瞧,见一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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